抗日战争时期的统一战线（之二）（1937.7至1945.8）

中国共产党为坚持和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

击退国民党顽固派的第一次反共高潮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发展

  自“七七”全民抗战到1938年10月，日军虽相继侵占了武汉、广州，但也遭到中国人民的英勇抵抗，损失惨重。随着战场的扩大，战线的延长，解放区的扩大，沦陷区游击战的广泛开展，迫使日军不得不放弃速战速决的战略。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进攻基本停止，抗日进入相持阶段。这时日本对国民党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力图分裂国共合作。蒋介石暗中还同日本谋求妥协。

  1939年9月，德军进攻波兰，欧洲战争爆发。英、美、法妄图牺牲中国，诱使日军进攻苏联。但远东慕尼黑阴谋未能得逞。国民党统治集团发生动摇和分裂。1938年12月29日，亲日派汪精卫发表声明公开投敌当了汉奸。蒋介石集团一直惧怕共产党和人民武装的壮大，在日本诱降、英美劝降的影响下，也明显执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从1939年12月到1943年7月，国民党顽固派先后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

  在这种错综复杂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依靠广大人民、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正确政策，形成了一整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策略和方针，击退了敌人的阴谋，促进了全面抗日战争的进展。

（一）坚持全面抗战，击退国民党顽固派的第一次反共高潮

  1939年1月21日至30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五届五中全会。在此前后，蒋介石曾一再宣称：“抗战到底的意义，是恢复卢沟桥事变以前的状况；中日问题的解决办法，在于召集太平洋会议；对共产党政策，目前是联共和防共，最后达到以三民主义溶化共产党的目的。”这次会议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成立了反共的“特别委员会”，通过了整理党务的决议案。全会以后，陆续制定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异党问题处置办法》、《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等一系列反共秘密文件。蒋介石集团的斗争矛头，已由对外转向对内，加紧了溶共、防共、限共和反共的活动，加紧了反共宣传，设立了许多监狱、集中营，囚禁、屠杀共产党人，向边区、解放区派遣大批特务，进行破坏活动。国民党顽固派政策的逆转，是有深刻的阶级根源和国际背景的。“是由于他们对抗战的不彻底性和对外依赖性，以及对本国真正革命力量壮大的恐惧心之再一次暴露。同时，也是由于目前战争形势，国际情况及日本情况所促成。”

  1939年12月至1940年3月间，国民党反动派掀起了全面抗战以来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国民党军委别动总队第五纵队司令秦启荣部，于1939年4月，在山东残杀、逮捕了八路军干部和战士200余人。6月，国民党河北省民军总指挥张荫梧部，袭击了河北深县八路军后方机关，残杀八路军干部和战士400余人。11月，河南确山新四军留守处200余名伤病员和家属，被国民党和特务杀害。12月，阎锡山制造了“晋西事变”，对晋西的决死队发动突然袭击，屠杀共产党员和群众500余人，逮捕1000余人。同月，蒋介石命令胡宗南向陕甘宁边区发动进攻，先后占领淳化、正宁、宁县等五座县城。1940年3月，国民党第九十七军朱怀冰部，进攻太行山区，袭击八路军总部，等等。

  对这一系列破坏活动，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上早有警惕。1939年3月，中共中央明确指示：对非理进攻，必须反击，决不能轻易让步。我们的对策是：应保护同情者，孤立与打击与我积极磨擦的分子”。1939年7月7日，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三大政治口号。9月16日毛泽东在《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中又明确指出：“我们根本反对抗日党派之间那种互相对消力量的磨擦。但是，任何方面的横逆如果一定要来，如果欺人太甚，如果实行压迫，那末，共产党就必须用严正的态度对待之。这态度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但我们是站在严格的自卫立场上的，任何共产党员不许超过自卫原则。”

  在陕甘宁边区1939年冬天，八路军总部将三五九旅部队从华北敌后根据地调回，协同留守部队，给胡宗南部队以沉重打击，摧毁了绥德分区五个县的反动政权，恢复或建立了人民政权，使陕甘宁和晋绥连成一片。在冀西南，面对国民党朱怀冰部的进攻，八路军一二九师忍无可忍，奋起自卫。对朱所属的投敌有据、罪恶昭著、人民愤恨的侯如墉、齐明礼等部，给予毁灭性的打击，将其8000多人大部消灭。同时，集中25个团的兵力，对附敌反共的石友三部以坚决打击，毙伤3000多人。尔后又对顽固反共的朱怀冰进行了第二次打击，经过四天战斗，消灭朱怀冰三个师。从而，使蒋介石挑起的第一次军事反共高潮，在八路军的英勇反击下，土崩瓦解了。

  在军事上打退国民党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共产党还反击了国民党在政治思想战线上的进攻。“玄学鬼”张君劢、反动文人叶青等鼓吹“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共产党不需要存在”，“中国人不需要社会主义”、“将马克思主义暂搁一边”等谬论。在反共声浪甚嚣尘上的情况下，人民忧虑，朋友疑虑，有些人还想在国共两党主张之外走另一条道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于1939年10月到1940年1月，先后发表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文章。从中国社会和中国历史的特点出发，科学地阐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代特点；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论证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和联系；从革命的性质和阶段出发，明确了新民主主义的总路线和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具体纲领。既批驳了敌人的谬论，同时给全党和统一战线内各方面人士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对中国革命起了重大的指导作用。

（二）毛泽东同志在《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论政策》中论策略方针

  面对国民党顽固派挑起的反共高潮，党内"左"的倾向普遍增长，他们认为蒋介石发动的反共高潮，是新的“马日事变”，统一战线已经破裂，合作抗日没有希望。

  针对实际情况，1940年3月，毛绎东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报告。同年12月，又为中共中央写了《论政策》的党内指示。阐述了几个重大问题：

  关于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毛泽东在分析当时形势时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的基本政策是要灭亡中国的。第一次反共高潮，是局部的，不是全国性的。所以，中日民族矛盾还是主要矛盾。美英帝国主义还是采取“坐山观虎斗”的政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的壮大，受到全国人民拥护，国民党还不敢贸然发动全国规模的内战。所以争取时局好转，克服逆转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不能改变。要维护国共继续合作，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须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这是不可分离的三个环节，而以斗争为达到团结一切抗日势力的手段"。

  发展进步势力，就是发展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力量，放手壮大八路军、新四军，就是要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向敌人占领区域发展，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权。发展进步势力，才能争取中间势力，才能有效阻止顽固势力。

  争取中间势力，就是争取中产阶级、开明绅士和地方实力派。中间势力往往是我们和顽固派斗争决定胜负的因素，必须对他们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

  孤立顽固势力，就是孤立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顽固派。对他们还能抗日，不愿破裂国共合作方面加以联合，对其动摇妥协、坚持反共反人民方面则进行坚决斗争，加以孤立。

  关于同顽固派进行斗争必须遵循的原则。毛泽东说：“现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既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又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综合联合和斗争两方面政策。”“在和反共顽固派斗争时，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是有理，有利，有节。”有理，就是自卫原则；有利，就是胜利原则；有节，就是休战原则，要“适可而止”。

击退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第二次、第三次反共高潮

  中国共产党击退第一次反共高潮后，以民族大局为重，主动提出休战，与国民党重新谈判。

  1940年3月，中共派王若飞、萧劲光赴陕西宜川秋林镇与阎锡山谈判。3月，朱德与卫立煌谈判。6月，中共中央派周恩来与国民党政府谈判。主要内容是四个问题：“党的合法，边区的承认，军队的增加，还有作战地区的划分。中心是在第四条。”国民党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全部开到黄河以北。中共原则上同意划分防区，但要求国民党承认各党派在全国有合法、平等权利，划给八路军、新四军足够的地区和补给，承认中共在冀察的行政领导及其他游击区的领导权。国民党拒绝了中共的建议，却于1940年7月16日抛出“中央提示案”，主要内容是取消陕甘宁边区，将八路军、新四军的50万人合并缩减为10万人。周恩来坚决拒绝了“提示案”的无理要求。

  国民党顽固派为了削弱以至消灭共产党的有生力量，又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1940年10月19日，何应钦、白祟禧根据蒋介石的旨意，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长名义，给八路军朱德、彭德怀正副司令员，新四军叶挺军长发出“皓电”，诬蔑八路军、新四军“破坏抗战”。强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之内全部开到黄河以北。12月9日，蒋介石发布了“着八路军、新四军，放弃原有阵地，限期北移”的手令，密令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围剿”新四军，并要“一网打尽，生擒叶项。”

  针对国民党的反共阴谋，中共中央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的名义，于1940年11月9日致电何应钦、白祟禧，据实驳斥“皓电”的造谣、诬蔑。为了顾全大局，中共中央同意将驻皖南的新四军军部与直属队移到长江以北，并且进一步要求解决国共间的若干重要悬案。1941年1月4日，叶挺、项英率新四军军部等9000余人从泾县开始转移，准备经天目山到苏南，然后渡长江北上。1941年1月6日，当新四军到泾县的茂林地区时，遭到顾祝同、上官云相所属国民党军队七个师八万多人的突然袭击。当时由于项英同志受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事先缺乏准备，临战又缺少正确的部署。在叶挺领导下，虽激战八昼夜，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除2000余人突围外，其余大都壮烈牺牲。其中政委项英、参谋长周子昆被叛徒杀害，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在战斗中牺牲。1月13日，军长叶挺冒死与国民党军队谈判，竟被扣押。这本是一起严重的反革命事件，但蒋介石混淆黑白，竟然在1941年1月17日宣布新四军为“叛军”，要取消其番号，下令进攻新四军江北部队，要把叶挺交军事法庭审判。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事变发生后，中共采取了坚决的斗争政策。不仅严厉谴责国民党顽固派的罪恶阴谋，而且严正地宣布重建新四军。1月20日，毛泽东发布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副军长，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1月22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军委发言人的名义发表谈话，声讨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的滔天罪行，揭露国民党和亲日派的阴谋。向国民党提出悬崖勒马，取消1月7日的反动命令，停止挑衅，惩办"皖南事变"祸首，恢复叶挺自由，交还新四军全部人枪、废止一党专政，逮捕亲日派首领等解决时局的十二条办法。周恩来在重庆，代表中共中央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严重抗议，并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为皖南死难者致哀的悼词：

  “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1941年2月15日，中共参政员致函国民参政会秘书处，表示国民党在未答应我党提出的解决“皖南事变”十二条办法之前，拒绝出席第二届参政会，以示抗议。

  国民党顽固派的罪行，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共产党的严正立场和所采取的措施，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彭泽民等民主人士，致电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要求撤销“剿共”部队，解决联共方案，发展各种抗日势力，保障各种抗日党派。海外华侨陈嘉庚等通电，斥责国民党当局，强烈要求今后必须停止武力攻击共产党。蒋介石的倒行逆施，也遭到了国际舆论的谴责。苏联政府公开表示反对蒋介石破坏国内团结。美国政府照会蒋介石，“在内战的危险没有消除，国内的团结未恢复之前，暂停对中国的财政援助。”英国政府也照会蒋介石，“内战只会加强日军的进攻”。在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中，共产党反击之坚决，团内外反应之强烈，出乎肇事者的预料。把自己置于十分孤立尴尬之中。在此情况下，蒋介石不得不在3月6日召开的国民参政会第二次会议上，“保证”决不再搞“剿共”的军事行动。至此，国民党顽固派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又被击退了。

  1943年5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决定“国际”已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宣布解散，由各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本国革命。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国民党顽固派乘机要求中国共产党“解散”，“取消边区割据”。6月18日，国民党第八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召开反共军事会议，决定调动四五十万军队，兵分九路“闪击延安”。于7月7日炮击陕甘宁边区，掀起了第三次反共高潮。

  中国共产党采取了革命舆论和军事准备相结合的方针，发表声明，充分揭露国民党的反共阴谋。1943年7月9日，延安各界群众三万余人集会，发出呼吁团结、反对内战的通电。毛泽东为《解放日报》撰写了《质问国民党》的社论，指出：“照你们的说法，‘破坏团结’的也是共产党，你们则是如何如何的‘精诚团结’主义者，那末，你们以三个集团军(缺一个军)的大兵，手持刺刀，向着边区人民前进，这也可以算作‘精诚团结’么？”同时，边区军民积极备战，准备随时迎击顽固派的进攻。国内外舆论也纷纷谴责顽固派的倒行逆施。在没有造成大规模内战情况下，第三次反共高潮被制止住了。

解放区全面落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1940年至1942年，世界法西斯势力相当猖狂。1940年6月，德军攻陷巴黎，法国政府投降，德军对英国本土进行海空袭击。1940年9月，德、意、日法西斯签订三国军事同盟条约，正式结为“轴心国”。1941年6月22日，德国发动侵苏战争。1941年12月7日，日军突袭美国在太平洋的海军基地珍珠港。第二天，日本对英、美宣战，发动了太平洋战争。1942年1月1日，中、美、英、苏等26个国家，在华盛顿发表共同反对法西斯侵略的联合宣言，正式结成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共同对德、意、日法西斯作战。日本妄图把中国变为它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后方基地”，以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于是加紧了对中国的进攻，梦想迅速灭亡中国。为此，它一方面加紧对国民党的诱降活动；另一方面集中侵华兵力的70％和全部伪军，疯狂进攻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在1941年后的两年中，兵力在1000人以上的“扫荡”达174次，使用兵力达83万人，实行残暴的“三光”政策，企图从根本上摧毁我根据地军民生存的基本条件。这时国民党调集70万军队，围困、进攻解放区。加之华北地区连年遭受自然灾害，解放区面临极端困难的局面。为了进一步巩固与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中国共产党采取了许多措施以克服面临的严重困难。

（一）在抗日民主政权中实行“三三制”政策

  为了进一步团结解放区各阶层人民特别是争取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对解放区政权的支持，孤立反共顽固派，使解放区的政权更加巩固，1940年3月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指示，规定在政权机关中要实行“三三制”政策：

  “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1941年11月，陕甘宁边区召开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大会。会议以无记名投票形式，选出政府委员18人，其中共产党员占7人按照“三三制”原则，共产党员超过三分之一，于是，共产党人徐特立立即申请退出，另选非党人士白文焕递补。在“三三制”政权中，共产党员“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保证了共产党的领导，也调动了民主人士和各界的积极性。像米脂县的开明绅士李鼎铭，在当选为边区政府副主席后，他和另外十名同志提出了“精兵简政”的提案，得到毛主席的赞扬，被党中央采纳，并在各解放区贯彻执行。

（二）调整农民和地主的权益

  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也是中国抗日的基本力量，因此，解决农民的实际问题，充分调动农民参加抗击日本侵赂者的积极性，是坚持抗战、争取胜利的基本问题。在当时，农民在地租和高利贷的剥削下，生活异常艰难。因此，实行减租减息，减轻地主对农民的剥削，保证农民的人权、地权、财权，借以改善农民的生活，成为坚持抗战的当务之急。然而，由于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地主与农民的阶级矛盾已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地主的大多数有抗日的要求，一部分开明绅士，也赞成民主改革。保障地主的人权、地权、财权，借以争取、联合地主一致抗日，也是不可忽视的问题。1940年12月，中共中央在指示中要求：规定地主实行减租减息。地租，一般以实行二五减租为原则；利息，不要减到超过社会经济借贷关系所许可的程度。规定农民交租交息，土地所有权和财产权仍属于地主。到1941年底，各解放区的减租、减息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这种既适当提高农民权益，又通过有原则的让步，保障地主权益的做法，使农村的土地关系与阶级关系发生了有利于抗日的变化，使解放区的民主政权从根本上得到巩固，掀起了参军参战热潮和互助合作的生产运动，为支援长期抗战和夺取最后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和群众基础。

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统战工作

（一）支持国统区民主宪政运动的开展和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建立

  国民参政会是1938年国民党政府成立的一个咨询性质的机构，由国民党一党所控制。它不是一个真正的民意机关，但它是政治走向民主的一个进步，所以中共中央对它采取积极的态度。但到1939年1月，国民党实施“防共、溶共、反共”的政策后，国民参政会成为欺骗人民的工具。1939年9月，在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四次会议上，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人士提出了七个有关民主宪政的提案。中共参政员陈绍禹、董必武等人提出《请政府明令保障各抗日党派合法地位案》，青年党参政员左舜生、第三党参政员章伯钧等人提出《请结束党治立施宪政，以安定人心，发扬民力而利抗战案》，救国会参政员王造时、张申府、中华职教社参政员江恒源等人都围绕实行民主宪政提出议案，其中心主题是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结束党治，实行宪政”。经过激烈辩论，最后通过《请政府明令定期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施宪政案》。蒋介石指定黄炎培、张君劢等十九名参政员组成宪政期成会（后又增加章伯均等六人），协助政府促成宪政。

  1939年11月，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表示接受国民参政会决议，1940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国民参政会宪政提案的通过，受到全国人民和民主党派的欢迎。在不少地方开展起促进民主宪政的运动。1939年11月，中共参政员毛泽东、林伯渠、吴玉章等在延安发起成立了宪政促进会。山东、皖南、晋西北、晋冀鲁豫等抗日根据地宪政促进会也纷纷成立。1940年12月，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的宪政》的演说，明确指出，“目前准备实行的宪政，应该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就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反动派的专政。”中国现在的顽固派，“口里的宪政，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他们是在挂宪政的羊头，卖一党专政的狗肉”，“一面谈宪政，一面却不给人民以丝毫的自由”。为全国宪政运动指明了方向。

  事实确实如此。1940年4月，国民参政会讨论由黄炎培、张君劢、罗隆基等提交的国民参政会一届五次大会的《中华民国宪法修正案》，争论激烈。蒋介石指示交国民政府办理，遂石沉大海。9月，国民党政府宣布国民参政会延期。这场骗局加闹剧，就这样闭幕了。国民党从此以后，变本加厉地迫害民主人士。

  10月，在新疆，逮捕了民主人士杜重远。12月，扣押了抨击孔祥熙、宋子文贪污腐败的马寅初。1941年初，邹稻奋被迫流亡香港。所有这一切，使中间党派进一步醒悟，更加同情、支持中国共产党。

  为了在国内政治生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以1939年11月成立的“统一建国同志会”为基础，于1941年3月19日，在重庆成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参加者有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后改称为民主社会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后改为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协会及部分无党派人士。大会选举黄炎培等十三人为中央委员，推举黄炎培、左舜生、张君劢、梁漱溟、章伯钧为中央常务委员。推举黄炎培为中央委员会主席。10月10日，在香港创办《光明报》，作为该组织的机关报，并发表成立宣言和“十大纲领”。后来黄炎培因事出国，推举张澜为主席。1942年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加入后，“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即有“"三党三派”之称。其政治主张是贯彻抗日主张，结束一党专政，建立各党派联合政权，实现民主政治，加强国内团结。1944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召开全国代表会议，决定将名称改为“中国民主同盟”，由团体会员制改为个人申请参加。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是中国政治活动中的重大事件，标志着中间派的进一步觉醒、团结，影响和改变了中国的政治格局，开创了中国多党合作的新篇章。从此，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团结合作，就以民主政团同盟为中心开展起来。

（二）积极争取、团结知识分子

  1939年12月，毛泽东在《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一文中明确指出：“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的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只有这样，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日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

  抗战初，周恩来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郭沫若担任该部第三厅厅长。周恩来通过第三厅，团结了大批进步文化工作者。他和郭沫若、邹韬奋、陶行知、马寅初、翦伯赞、邓初民、侯外庐、沈志远等人经常保持密切的联系。在重庆还出版了《资本论》、《列宁选集》、《论持久战》、《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一批马列主义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

  通过中共的工作，还把大批电影、戏剧工作者组织起来，成立“中华剧艺社”，上演了《屈原》、《天国春秋》、《南冠草》、《法西斯细菌》等一大批进步戏剧。当郭沫若因创作《屈原》遭到国民党顽固派种种攻击和迫害时，周恩来挺身而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道义上给郭以支持，在安全上进行保护。周恩来把为郭沫若五十大寿作为一场意义重大的政治斗争来抓。为郭沫若创作二十五周年举行纪念会作为一场重大的文化斗争来对待。他指定阳翰笙为筹备组负责人。他在纪念会上说：郭老是革命的战士，燃烧着烈火一般的感情，他对祖国、对民族的热爱，是特别值得我们效法的。他在为《新华日报》写的社论里说：鲁迅自称是“革命军中马前卒”，郭沫若就是革命队伍中的人；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郭沫若便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是将没有路的路开辟出来的先锋，郭沫若便是带着大家一道前进的向导。他最值得大家学习的是：丰富的革命热情，深邃的研究精神，勇敢的斗争生活。马寅初因抨击孔祥熙、宋子文的腐败而被国民党逮捕入狱，当他在狱中度过六十生辰时；周恩来等人专门联名书写“桃李增华坐帐无鹤，书琴作伴支床有龟”的寿联相赠，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对坚持进步的爱国知识分子的赞扬。此后，又领导南方局和其他爱国人士一起营救，终于使马寅初被释出狱。

  “皖南事变”后，南方局对大后方的文化工作者采取了保护措施，把大批作家和文化人送到延安或香港。香港顿时成为一个文化活动中心。出版了《笔谈》、《时代文学》、《华商报》、《大众生活》等进步刊物，拍摄了《民族的悲剧》、《流亡之歌》等进步影片。当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占领了香港时，周恩来指示有关同志要尽快将留港的文艺工作者，用一切办法把他们转移到安全地带。

  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知识分子的尊重，无微不至的关怀，团结了一批进步知识分子，进一步巩固了党在文化战线上的阵地，使国民党更加孤立。

（三）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和地方实力派

  在抗日期间，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大发国难财，垄断金融，吞并民族资本工业，官僚资本急剧膨胀，民族工业陷于危机。周恩来、董必武在重庆期间，十分重视民族资产阶级工作。多次同康心如、余铭玉、吴晋航、卢作平等民族资本家交往。向他们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鼓励他们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支持他们坚持抗日、民主和发展民族工商业的要求，希望他们为国家、为民族作出自己的贡献。为了促进民族资本家的联合，扩大革命统一战线，周恩来在曾家岩50号会见重庆聚兴诚银行经济研究室主任高兴亚，向他阐释了我党对民族资本家的政策，恳切希望他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把西南地区的民族资本家联合起来，与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相对抗。高兴亚根据周恩来意见，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周恩来很重视做地方实力派的工作。1941年，他派华岗到西康，以中共代表的身份同川康地方实力派刘文辉联系，做他的工作。1942年2月，他同刘文辉会面，向刘分析抗战形势，指出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关键，在于坚持民主，反对独裁。希望西南地方的民主力量同共产党配合，并表示愿意在政治上对他们给予支持。经过这次会晤，刘文辉同中共的关系，开始进入实际配合的阶段。刘文辉后来还秘密参加了民盟、民革，积极从事反蒋民主运动，1949年起义。周恩来对云南地方实力派也倾注了大量的心血。1940年12月，周恩来派朱家璧到云南卢汉的第一集团军做统战工作。1942年9月，南方局又派张文澄、方文影、杨才组成的调研小组去云南，在龙云的帮助下，建立了与中共中央、中共南方局专门联络的电台。1943年3月，南方局又派华岗到云南，直接与龙云接触，并与卢汉等人加强了联系，促进了龙云等人的思想变化，推动了他们支持人民要求民主自由，反对内战、独裁的斗争。龙云还秘密参加了民盟，使昆明的民主斗争得以广泛开展，使这座春城被誉为“民主堡垒”。另外，对贵州、广东、广西等省的地方实力派，也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争取、团结和教育工作。这些工作，削弱了国民党独裁统治的力量，有利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争取民主、坚持抗战工作的顺利开展。

（四）加强和国民党上层进步人士的团结和合作

  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南方局和冯玉祥、李济深、王昆仑、朱蕴山、朱学范、李德全等进步人士经常交往。和在国民党内担任要职的张治中、邵力子、贺耀祖等人也经常往来，建立了比较密切的联系。

  仅以共产党和李济深的合作抗日为例，就可略见一斑。李济深是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1940年6月，李济深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就职，支持八路军，主张抗日。1943年底，蒋介石宣布撤销桂林办公厅，让李济深到重庆任挂名的军事参议院院长，李推辞不就，一直在桂林从事抗日与民主活动。宋庆龄、陈嘉庚等募集的医药等物资到桂林，李济深尽力帮助运往八路军抗日根据地。“皖南事变”后，一部分共产党人和民主党派领导人撤往香港；太平洋战争后，又撤回内地。这些人进出途经桂林时，大都得到李济深的帮助。

  1944年8月，衡阳失守，桂林危急。李济深和柳亚子、黄旭初等倡议，正式成立抗战动员宣传委员会，响应共产党“保卫大西南”号召，在苍梧建立了“人民自卫自治活动委员会”，组织抗日活动，响亮地提出“自卫自治”、“保卫家乡”的口号，发动广大人民组织起来进行抗战。同时，还派人到广东与蔡廷锴及老部下张炎进行联系，敦促他们在广东各地组织抗日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李的抗日行动，立即得到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南方局派人化装成商人到李济深家中，向他转达中共对他抗日行动的敬意，表达今后加强合作的意愿。李甚为高兴，并与来人商谈了与中共合作的办法。以后，他在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做了不少有益的事情，起到了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