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的统一战线（之一）（1937.7至1945.8）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和发展

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使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代表工农大众、各民主党派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以极大的努力，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就向“全国各报馆，各团体，各军队，中国国民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暨全国同胞们”发出《中共中央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通电严正指出：“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通电呼吁：“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建筑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同时，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红军领导人致电蒋介石，表示愿意“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

  1937年7月8日周恩来率领代表团同国民党谈判。7月15日，中共代表周恩来等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付蒋介石。蒋扣压没有公布。7月17日，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同蒋介石、邵力子、张冲在庐山继续谈判。在谈判中，蒋介石承认陕甘宁边区，同意红军编为三个师，但在红军和苏区的管辖、每个师的参谋长和政训主任由哪方选派等问题上，双方各执已见，互不相让，使谈判陷入僵局。8月9日，周恩来、朱德、叶剑英飞赴南京出席国防会议，同时与国民党继续谈判，仍未达成一致意见。这时，日军在上海发动“八一三”事变，大举进攻上海，使国民党的经济利益和政治统治受到严重威胁。在全国人民抗日运动的推动下，蒋介石表示同意红军改编和设立总指挥部。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公布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12日又改称为第十八集团军)，任命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

  1937年8月22日至25日，在陕北洛川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关于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大会通过了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宣传部起草的《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的宣传鼓动提纲，向中国国民党、全国人民、全国各党派、各界各军，提出彻底战胜日寇的十大救国纲领。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周恩来发布命令，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总参谋长，左权任副总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任副主任，下辖三个师：（见附件）

  在全国抗日形势的推动了，在中共的督促下。国民党中央通讯社于9月22日；向全国公开发表了共产党于7月15日递交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宣告当此国难极端严重、民族生命存亡绝续之时，“我们为着挽救祖国的危亡，在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基础上，已经与中国国民党获得了谅解，而共赴国难了。”《宣言》提出，争取中华民族之独立、自由与解放，发动民族革命抗战；实现民权政治召开国民大会，以定宪法与规定救国方针；实现中国人民幸福与愉快的生活等制三项基本要求。重申中共为实现国共合作的四项诺言：愿为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彻底实现而奋斗；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宣言》光明磊落，坚持抗日，顾全大局，委曲求全的精神，受到各方面的称赞。

  蒋介石于9月23日发表了《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指出了团结救国的必要，表明了他的抗日立场：“集中整个民族力量，自卫自助，以抵暴敌，挽救危亡。”至此，从反蒋抗日、逼蒋抗日到联蒋抗日，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标志的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受到全国人民和民主党派的热烈欢迎。它的伟大意义，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这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这将给予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的影响，将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的作用。”但这次国共两党的合作，是双方都有军队、政权的合作，是既无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又无两党见诸于文件的共同遵循的共同纲领。这些特点，必然会造成统一战线中的矛盾和冲突，必然会出现难以预料的尖锐复杂的斗争局面。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及每个党员，保持清醒的头脑，既要为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努力，又要在统一战线中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上的独立性，争取无产阶级的领导权。

抗战初期国共两党的合作抗日 

  中共中央先后在1938年3月1日、3月25日，两次致电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陈述关于巩固和扩大各党派团结、健全民意机构、动员组织民众、继续扩大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继续扩大与巩固国民革命军、继续改善政治机构，组织抗战的经济基础等意见。

  在中共和广大人民的呼吁下，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建立国民参政会，于1938年4月公布了《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要求“政府对内对外之重要施政方针，于实施前，应提交国民参政会决议”；但是又规定，参政会的决议案，必须经国防最高会议通过才能有效。虽然它在实际上仅是一个咨询性质的机构，但它毕竟是向民主政治方面的一个进步。中国共产党对此表示欢迎。

  毛泽东、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陈绍禹、秦邦宪、邓颖超等七人，被聘为国民参政会参议员，除毛泽东外，其他六位都出席了这年7月在汉口召开的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大会。中共和其他民主党派、爱国人士紧密团结，提出了许多有利于抗日的提案和建议。大会宣告：“动员一切物力、人力，为自卫、为人道，与此穷凶极恶之侵略者长期抗战，以达到最后胜利之日为止”；各党派要“舍小异而趋大同，翊赞统一，共同救国”；在政治上要树立民主政治的基础；在经济上要增强生产，加速建设。这些，都表明参政会在促进民主政治方面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国共两党建立统一战线后，国民党对日本的侵略由不抵抗转为抵抗，对共产党由剿灭转为联合；共产党也由逼蒋抗日，改为联蒋抗日，使抗战初期两党有比较密切的军事合作和政治合作。从1937年卢沟桥事变到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国民党政府军在正面战场进行了平津、淞沪、忻口、徐州和武汉等战役。平津战役是正面战场进行的第一大战役，第二十九军10万将士英勇抗击日寇。淞沪战役中，70万国民党政府军抵御日军30万人进攻，坚守上海三个月，歼敌4万多人。武汉保卫战，国民党政府投入兵力100万，战斗四个半月，使日军遭到打击，为战略防御转入战略相持阶段创造了条件。第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和一二二师师长赵登禹在南苑战斗中以身殉职，谢晋元等八百壮士死守上海四行仓库等，都为中华民族增添了光辉。

（一）国共两党在军事上的合作

  1.平型关与忻口战役。1937年8月，日军重点进攻山西。9月攻占大同。10月分东、北两路准备合攻太原。阎锡山计划在平型关与日军会战，希望八路军配合。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一一五师一部在平型关伏击日军，歼敌1000多名，击毁敌人汽车100多辆，缴获了大批军用物资，给日军的精锐部队板垣师团以沉重打击，取得了全国抗日以来第一个大胜利。平型关的胜利，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给全国人民以极大的鼓舞。

  八路军在平型关的胜利，使国民党军队为之振奋。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和副司令长官卫立煌等人决定在忻口阻击东、北两路合围太原的日军。调集8万多兵力，由卫立煌任前线总指挥，黄绍竤负责阻击娘子关方向之敌，周恩来经中共中央用意，携带电台随阎锡山行动，以协调八路军与友军联合对日作战。

  会战之初，阎锡山、卫立煌、程潜、傅作义等人，根据日军三路推进态势，拟将主要兵力放在代县、忻口正面阻击。周恩来根据地形和八路军作战经验，提出应以小部牵制正面之敌，大部诱敌，侧面出击，消灭敌人等一整套作战计划。阎锡山等人均表赞成，并下令执行。周恩来还同他们商定：为了统一指挥各参战部队，右翼晋军十个团归朱德、彭德怀指挥，中路归卫立煌指挥，左翼由晋军将领杨爱源指挥。忻口战役从1937年10月13日至11月2日，经过半个多月的激烈阵地争夺战，打死打伤日军两万余人。第九军军长郝梦龄，五十四师师长刘家祺壮烈牺牲。参战的八路军，认真执行计划，获得许多胜利。比如，一二O师一次摧毁敌运输车500多辆，歼敌500多人；一二九师夜袭阳明堡，烧毁敌机24架，使日军失去了空中控制；一一五师一度收复繁峙、蔚县、曲阳等城镇。忻口战役是抗日战争初期，国共两党在军事上互相配合，抗击日军的一次很有影响的战役。

  2.台儿庄战役。1938年3月上旬，白祟禧奉命去徐州协助李宗仁作战之前，曾请周恩来、叶剑英商谈作战方针。当时周恩来、叶剑英建议：津浦线南段应采取以运动战为主、游击战为辅的联合行动，使日军不敢贸然北上支援南下的日军；徐州以北应采取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方针，守点打援，以达到穿插分割、各个击破的目的。白对此建议非常赞赏，并在后来照此实行了。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副司令长官白祟禧指挥40万国民党军队，抢在敌人之前占领了台儿庄和运河渡口，并以主力绕至临沂、绎县之间，对日军矾谷、板垣两个精锐师团8万多人分割包围。经过激烈战斗，击溃日军两个师团；歼敌l万多人。1938年3月23日至4月7日的台儿庄战役，是抗战以来，国民党正面战场所取得的重大胜利。

  3.敌后游击战争。抗战初期，国民党表现了一定的抗日积极性，但由于不发动群众，实行片面抗战，到1938年初整个华北六省几乎丢光。抗战仅一年零三个月时间，正面战场就从平、律、沪退到武汉和广州。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一方面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作战，一方面在敌后深入发动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运动战，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

  在华北地区，一一五师深入敌后，在晋察冀边区开展游击战争。1937年11月7日成立以聂荣臻为首的晋察冀军区司令部。1938年1月11日，成立了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这是敌后诞生的第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性质的民主政权。1938年4月，冀中又成立了行政主任公署，建立了冀中抗日根据地，使山区和平原连在一起。

  1937年9月，八路军一二O师在贺龙、关向应领导下，开展雁北游击战，11月16日在雁门关南，伏击日军汽车560多辆。1938年2月，该师收复宁武、神池等七个县。建立晋西北抗日根据地。8月，派李井泉支队深入大青山，建立了大青山民主根据地。为晋绥边区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1937年10月，在刘伯承、徐向前等人率领下，八路军一二九师进入晋东南，发动了七亘村、黄崖底连续伏击战，歼灭日军1300多人，缴获战马1000多匹。建立了太行、太岳两个抗日根据地，并派徐向前带部队进入冀鲁豫大平原，逐步发展为晋冀鲁豫抗日报据地。当山东的韩复榘溃退时，中共山东省委组建八路军山东纵队。

  1937年10月，国共两党协议，将湘、赣、闽、粤、浙、鄂、豫、皖等八省十三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叶挺任军长，项英任政治委员兼副军长，张云逸、周子昆分别担任正、副参谋长，袁国平、邓子恢为政治部正副主任，下设四个支队，1万多人。陈毅、张鼎丞、张云逸、高敬亭分别为支队司令员。1938年春，新四军挺进华中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先后创立和发展了苏南、苏中、苏北、淮南、淮北、鄂豫皖、皖中、浙江等敌后抗日根据地。

  在八路军、新四军向敌后进军的同时，共产党人杨靖宇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抗击日军数十万人难以入关南下，汉、满、朝鲜各民族的抗日战士给日军以沉重打击。

  从1937年9月到1938年10月，八路军和新四军对日军作战1500余次，歼敌5万多人，牵制敌人兵力30万人以上，有力地配合了国民党军队的正面作战。

（二）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提出抗战战略方针

  国共两党在对日作战上，存在着根本的分歧。中国共产党满怀胜利信心，准备长期战斗。而国民党在抗战开始时，是“亡国论”；全面抗战后，当取得一些胜利时，“速胜论”又占了上风。在中共内部，也有一些人存在着盲目乐观和轻敌思想，认为不出四年就能打败日本，因而轻视抗日战争中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忽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扩大。为了驳斥亡国论和速胜论，进一步澄清党内外在抗日战争问题上的错误思想，提高广大人民的抗战胜利的信心，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于1938年5月发表了《论持久战》一文。毛泽东从中日战争“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20世纪30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的总根据出发，对中日双方相互矛盾的四个基本特点作了进一步的分析。指出：由于敌强我弱，决定了中国不能速胜；日本对中国进行的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侵略战争，而中国的抗日战争是进步的、正义的民族解放战争，战争的性质决定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必然失败和中国必然获得最后胜利；日本国度较小，其人力、军力、财力、物力经不起长期战争，而中国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能够支持长期的战争；日本在国际上是失道寡助，中国则是得道多助。这四个基本特点，决定了抗日战争是持久战，而不是速胜战，抗日战争是这四个互相矛盾的基本特点的比赛，将各依其本性发生变化，最终决定战争的胜负，日本只能横行一时，不能横行到底；中国决不会亡，最后胜利必然属于中国。

  基于对抗日战争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分析，毛泽东进一步科学地预见了整个抗日战争发展的具体过程是三个阶段：战略防御阶段、战略相持阶段、战略反攻阶段。他还指出：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日本国内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兴起，是中国能够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三个条件，而“中国人民的大联合是主要的”。《论持久战》一书，是一部伟大的马列主义军事理论著作。它以令人叹为观止的逻辑力量和惊人的科学预见，揭示了抗日战争的内在规律，并指明了中国人民争取胜利的道路，从而在思想理论上武装了全党和全国人民，极大地坚定和增强了全国人民为争取民族解放而斗争的决心和信心，对于指导中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具有重大意义。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原则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第二次国共合作，是双方各有政权、军队的合作，是具有广泛民族性、曲折复杂性的合作，是没有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和协商一致的共同纲领的合作。这些特点，表明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共同的民族敌人，又存在着复杂的阶级矛盾。中共中央洛川会议在1937年8月25日通过的《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就科学地预见到：“在今后的抗战过程中，可能发生许多挫败、退却，内部的分化、叛变，暂时的和局部的妥协等不利的情况。因此，应该看到这一抗战是艰苦的持久战。”

  1937年11月12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根据当时的形势，毛泽东指出：在卢沟桥事变以前，党内主要危险是左倾关门主义。“在卢沟桥事变以后，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已经不是左倾关门主义，而转变到右倾机会主义，即投降主义方面了。”主要表现是对国民党无原则的迁就，对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诡计丧失警惕，议会主义倾向，八路军新军阀主义倾向，等等。产生这些错误倾向的主要原因，从国民党方面的影响来说，是当时国民党实力上的优势，国民党所谓“停止阶级斗争”、“共产党投降”等反动宣传，国民党统治共产党的企图和削弱共产党的阴谋，对中共的军队和抗日根据地的限制与削弱政策，以及对共产党干部的收买腐蚀。从党自身来说，共产党内小资产阶级成分的大量存在，不愿再过艰苦生活；党内理论水平不平衡，许多党员缺乏北伐战争时期国共合作的经验，等等。

  针对以上情况，毛泽东尖锐提出：是“把国民党提高到共产党所主张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全国抗战呢，还是把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的地主资产阶级专政和片面抗战？”“必须尖锐地提出谁领导谁的问题，必须坚决地反对投降主义。”“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是把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引向胜利之途的中心一环。”

  1937年11月29日，王明从苏联回国。他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之一，并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和候补书记。他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在12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和写的《挽救时局的关键》等文章中，反对洛川会议决议，反对毛泽东《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提出了一系列右倾投降主义的主张：

  1.在统一战线中，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他否认统一战线中存在着阶级、阶级斗争的客观事实，反对毛泽东关于统一战线中存在左、中、右三种不同成分的正确论断，认为国共两党都是“进步青年的总汇”，蒋介石“将成为中国的不朽的民族英雄”，国民党政府是“领导抗战的中枢”，因此，反对我党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错误地提出要“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

  2.在依靠谁抗战问题上，把希望寄托在国民党正规军身上。他不相信人民的武装，轻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反对毛泽东提出的“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方针。迎合蒋介石的“军令统一”的要求，提出了“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的七个“统一”。这实质上是一条军事上的投降主义路线，正中蒋介石妄图“收编”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的下怀。

  3.在组织纪律上，不服从中央统一领导；其在长江局工作期间，不经中央同意，擅自代表中央发表宣言、决议和与中央方针相违背的言论，严重地破坏了党的统一和纪律。

  为了总结抗战以来的经验教训，克服错误倾向，统一全党思想，确定共产党在新阶段的基本方针任务，中共中央于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在延安召开了扩大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到会的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王明、张闻天、王稼祥、项英等十七名中央委员或候补中央委员。这是党的六大以来出席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全会。

  会上，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1)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民族统一战线，政治路线是正确的；(2)毛泽东、朱德等人领导的八路军执行了党的新政策；(3)中共中央在复杂的环境和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理论；(4)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中央领导机关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

  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在会上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和会议总结。他十分明确地提出：“用长期合作支持长期战争，就是说使阶级斗争服从于今天抗日的民族斗争，这是统一战线的根本原则。”“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就是冲破国民党的一切限制，放手发展自己的力量，进行人民战争。现在中国的实际，国民党是当权的党，国民党的方针是限制我们发展，是国民党剥夺各党派平等权利，“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只是自己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根据具体情况，在策略上，我们可以采取“先奏后斩”、“先斩后奏”、“斩而不奏”、“不斩不奏”等方式，既不可破裂统一战线，又不可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

  犯右倾机会主义的同志，否认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因此，对于党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上的方针，也采取了怀疑和反对态度。为着克服这种右倾机会主义，毛泽东强调指出：“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务。”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要争党的兵权，要争人民的兵权。现在是民族抗战，还要争民族的兵权。“共产党员应该成为这个战争的最自觉的领导者。”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全面地阐明了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路线和政策，肯定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全会决定撤销长江局，成立由周恩来负责的南方局和刘少奇负责的中原局。这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证了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基本上克服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错误，为更好地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相持阶段的战略方针，奠定了思想理论和组织建设的良好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