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统一战线（之二）（1927.8至1937.7）

中国共产党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

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的提出和确立

（一）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的提出

  日本帝国主义经过长久的蓄谋和准备后，于1931年9月18日发动了对东北的大规模侵略。由于蒋介石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不到半年，东北三省全部沦于日军敌手。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积极准备扩大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把目标指向华北，妄图制造第二个“满洲国”，进而吞并全中国。1932年和1933年，国民党政府又先后与日本签订《淞沪停战协定》、《塘沽协定》。日本为实现把中国变为它独占的殖民地的野心，于1935年6月9日，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向国民政府提出了对华北统治权的要求。国民党华北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按国民党政府的训令，全部接受日方无理要求。这就是所谓“何梅协定”。6月27日，国民党察哈尔省政府代理主席秦德纯受命处理所谓的“张北事件”，又与日本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以换文方式达成协议，通称“秦土协定”。

  按照这两个协定，中国在河北、察哈尔两省的主权大部丧失。随后，日本帝国主义公然策动汉奸制造了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企图使河北、察哈尔、绥远、山东、山西五省脱离中国政府的管辖。接着，日寇又在河北通县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与此同时，日本加紧了对华北的经济侵略，进行武装走私和非法掠夺，日货倾销中国市场，严重影响了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民族工商业也面临绝境。

  在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面前，全国人民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热潮。国民党内的一部分爱国将领不满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举起抗日反蒋的旗帜，对日本侵略军进行了奋勇的抵抗。在北方，国民党爱国将领冯玉祥、方振武和共产党员吉鸿昌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给进犯日军以沉重打击，收复了大片失地。在南方，蒋光鼐、蔡廷锴等领导的十九路军进行了淞沪抗战，给日军以重创。随后，他们联合国民党内爱国分子李济深等在福建组织抗日人民政府，和红军合作抗日反蒋。国民党左派人物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等人在1932年12月发起成立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公开揭露和抨击国民党反动派的不抵抗政策和专制独裁统治。他们与近30个工人、学生、知识分子、商人等进步团体组成国民御侮自救会，开展民众救亡活动。要求国民党政府出兵抗日，收复东北、热河失地，武装民众抗日，给予人民一切政治自由。这些活动有力地配合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反蒋斗争。

  1935年12月9日，在中国共产党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北平学生数千人高呼“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日爱国示威游行，宣布总罢课。杭州、广州、南京、天津、上海、长沙等地学生也先后响应，支援北平学生的爱国斗争。“一二•九”运动由学生界迅速扩展到其他社会各界，形成全国范围的爱国救亡运动。中华全国总工会号召全国工人声援学生的爱国行动。上海工商界联合会所属14个团体发出通电，要求国民党政府对学生要求作出答复。上海、北平的文化、妇女界也发表宣言，要求停止内战，武装民众，抗击日本侵略者。

  上述情况表明，华北事变后，由于日本帝国主义采取灭亡中国的政策，中日民族矛盾逐步上升为主要矛盾，这促使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有了明显抗日的倾向；国民党营垒进一步分化，一部分爱国将领和左派领袖举起了抗日反蒋的旗帜；在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亲英美派的利益受到损害，他们也借反对亲日派来抵制日本。因此，”中日矛盾变动了国内的阶级关系，使资产阶级甚至军阀都遇到了存亡的问题，在他们及其政党内部逐渐地发生了改变政治态度的过程。这就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

  列宁逝世后，1934年5月，保加利亚的季米特洛夫担任了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并于1935年7月，召开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提出了关于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任务。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联合中国境内所有那些愿意为救国救民而真正斗争的有组织的队伍，为建立一个反对帝国主义及其中国代理人的非常广泛的统一战线而斗争。”参加大会的中共代表根据这一方针，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经共产国际同意，于8月1日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表，这就是有名的《八一宣言》。宣言正确分析了国内形势，揭露了蒋介石集团在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急关头，实行不抵抗的卖国政策，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宣言呼吁：“无论各党派间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宣言》呼吁：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同胞联合起来，组成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统一的抗日联军，共同进行抗日救国斗争。同时还提出抗日救国的十大纲领。《宣言》首次比较完整地提出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得到全国各阶层人民的拥护和响应。国民党左派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等表示衷心拥护。在上海从事救国运动的各界人士相互秘密传阅，奔走相告，一致认为《宣言》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反映了他们的愿望和要求。“第三党”根据《宣言》精神，重新起草了自己的党纲，制定了同共产党合作，实行联共抗日反蒋的总方针。

（二）瓦窑堡会议和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

  1935年10月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为了彻底清算党内仍然存在着的“左”倾关门主义倾向，制定党在新形势下的政治路线和革命 策略，12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会议。会议讨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等问题，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决议》指出：当前国内形势的基本特点是，日本帝国主义“正准备并吞全中国，把全中国从各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变为日本的殖民地”，“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各阶级阶层、政党以及武装势力，重新改变了与正在改变着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头子蒋介石”，“我们的任务，是在不但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的基本力量，而且要团结开始可能的反日同盟者，是在使全国人民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不使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不参加到反日战线上去。”《决议》还批判了党内“左”倾关门主义错误，分析了产生关门主义的根源，提出要结成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了适应形势的变化，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会议决定把“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瓦窑堡会议是第二次国内战争向抗日战争转折时期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确立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策略方针，为全党和全国民众指明了抗日救国的方向。

  瓦窑堡会议后，毛泽东根据此次会议的精神，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作了进一步阐述。主要内容是，分析了国内政治形势的基本特点，论述了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战线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指出：“由于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产生了革命发展的不平衡”，从而决定了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复杂性和残酷性，就必须打持久战。要战胜强大的敌人，就必须“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毛泽东从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这一“目前形势的基本特点”出发，充分估计了组织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分析了处于民族生死存亡危险时刻各阶级的态度，指出：工人、农民是中国革命的最坚决的力量，在中国殖民地威胁的新形势下，民族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人可能站到抗日方面来，但他们一方面反对帝国主义，一方面又害怕革命的彻底性，在二者间动摇着，半殖民地和多个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环境，地主买办阶级内部是不统一的，在新的形势下，政治态度可能发生变化，“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间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策略》尖锐批评了左倾关门主义，指出关门主义的主要错误，一是不承认组织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认为反革命营垒是统一的、固定不变的，他们要求打倒一切，其结果只能是什么也打不倒，看不到反革命势力还暂时大于革命势力的现实，想单靠自己的力量去战胜强大的敌人。“关门主义的策略则是孤家寡人的策略。关门主义‘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采。关门主义在实际上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忠顺的奴仆。”

  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纲领性文献，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抗日力量的发展壮大和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这是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重大贡献。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逼蒋抗日”策略的确定

  为贯彻瓦窑堡会议精神，早日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下层统一战线与上层统一战线同时进行的方针，一方面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另一方面着重加强了对爱国民主人士、民主党派领导人、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及蒋介石等上层人物的统一战线工作。

（一）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领导和组织群众性救亡运动

  1936年春，为了加强党对白区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中共中央派刘少奇任中共北方局书记。为广泛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使群众了解党的主张，刘少奇同志先后发表了《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中共中央北方局为抗日救国宣言》等文章，系统地阐述了党在白区的工作方针，强调要长期深入群众，做艰苦细致的工作。广泛的团结和争取群众，积蓄和保存自己的力量，巩固并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北方局党组织利用公开、半公开刊物和左派刊物发表文章，出版小册子等，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在北方局的组织和领导下，成立了由工人、农民、学生、知识阶层、工商业者及妇女参加的华北各县救国联合会、学生救国会等抗日救国组织。这些组织深入到工厂、农村，开展抗日救国的宣传工作，组织群众进行抵制日货，举行示威、请愿、罢工、罢课等形式的救国运动。在南方，中共中央派冯雪峰、潘汉年到上海开展抗日救亡活动。1935年12月27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正式成立并发表宣言，提出了根本改变目前外交政策，停止一切内战，迅速建立起民族统一战线，保障集会、结社、出版绝对自由、释放政治犯等八项要求，1936年1月28日成立了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2月23日，上海国难教育社建立。

（二）对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争取工作

  根据中国实际存在地方武装割据的特点，争取地方军阀势力走上抗日道路，不仅会壮大抗日力量，而且对促进蒋介石集团“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也有重大作用。从这一认识出发，中共在发动群众起来抗日的同时，也积极开展了对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争取工作。

  1.对两广地方实力派的争取工作。1936年6月1日，国民党广东军阀陈济棠和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不满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发动了“两广事变”，将所属军队改称为“抗日救国军”，打出“北上抗日”的旗帜，出兵湖南，同南京政府形成对峙之势。中共中央积极支持了这一事变。6月12日，中共中央以毛泽东、朱德的名义发布了《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两广出师北上抗日宣言》，称赞他们“高举抗日义旗，出师北上”的举动，表示“愿意同两广当局缔结抗日联盟共同奋斗”。后来由于陈济棠部的李汉魂、余汉谋叛变投蒋，蒋介石重新控制了广东，并对广西形成重兵包围、讨伐之势，李、白也准备破釜沉舟，决一死战。中共从有利于抗战出发，派云广英同志前往广西，建议李、白以和平谈判方式解决这一冲突。在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团结抗日的舆论压力下，事件得以和平解决。李宗仁、自崇禧深感中共抗日的诚意，赞成我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并派代表到陕北与我党共同订立了《抗日救国协定草案》，确定了双方的合作关系。

  2.对阎锡山的争取工作。1936年5月，红军东征回师后，我党分析了在山西与阎锡山合作抗日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决定把争取与阎锡山的合作作为一个突破口，实现山西局部合作抗日的局面，以推动华北乃至全国的合作抗日局面。毛泽东亲笔写信给阎锡山，陈述红军的抗日诚意，表示愿意联合一致，共同抗日。同时，中共中央委托“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负责人、阎锡山中学的老师朱蕴山入晋会见阎锡山，劝其走联共抗日的道路，并通过张学良、杨虎城敦促阎早下决心。阎锡山虽未对联共明确表态，但表示愿意抗日，并取消了一些抗日救国的限制。7月，日军进犯绥东，威胁山西。阎锡山权衡利弊，为保全自己在山西的统治，确定了“联共拥蒋”“守土抗战”的方针。中共中央相继派南汉宸、彭雪枫、周小舟等与阎锡山磋商联合抗日事宜，并在太原设立秘密联络站。中共北方局选派了大批优秀干部和“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骨干到山西，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8月下旬，阎锡山邀请山西籍的中共党员薄一波回山西，“共策保晋大业”。10月，中共派出由薄任书记和杨献珍、董天知、韩钧、周仲英共同组成的中共山西工作委员会，进行公开合法的抗日统一战线工作。阎锡山任命薄一波以国民党太原绥靖公署主任办公室秘书的名义担任“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的工作。薄一波等人本着“站稳脚跟、抓住实权”的方针，重组了牺盟会领导机构，有原则地使用阎锡山提出的或他能够接受的进步口号和工作方式，大刀阔斧地发展组织，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并组织了一支具有战斗力的抗日武装——山西新军(亦称“抗日敢死队”)。

  为早日实现华北联合抗战的局面，1936年10月下旬，中共中央再次提出了“促成北方统一战线”的任务，加快了对争取阎锡山工作的步伐。11月12日，中共中央代表彭雪枫秘密到达太原，开始了同阎锡山的正式谈判。双方在共同抗日的大原则下达成协议，决定互设通信站，建立电台联系。至此，我党与阎锡山的合作关系正式确立。

3.对张学良、杨虎城的争取工作。红军到达陕北后，为解除国民党军队对陕北根据地的威胁，实现西北地区“三位一体”的抗日局面，对张学良、杨虎城及其领导的东北军、西北军做了大量的争取工作。

  瓦窑堡会议后，中央决定成立以周恩来为书记、叶剑英为副书记的东北军工作委员会。1936年1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联名发表《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将士书》，揭露了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罪恶和企图瓦解、消灭抗日的非嫡系的东北军的阴谋，表示愿意与东北军联合起来，组成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共同抗日，提议双方互派代表共同协商抗日的具体办法。被红军俘虏的东北军团长高福源，在我党政策的感召下，主动回到东北军劝说张学良同红军联合抗日。张学良表示同意与红军方面的代表正式商谈。之后，中共中央派联络局长李克农赴洛川与张学良及其军长王以哲谈判，双方就联合抗日的问题达成口头协议。4月9日，应张学良的要求，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来到西安，与张学良进行了会谈。双方对国内形势和争取蒋介石参加抗日的可能性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对停止内战、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具体办法进行了讨论，初步订立了互不侵犯、互相帮助、互派代表、经济通商等协议。在对待蒋介石的问题上，张学良认为蒋尚有民族情绪，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性。表示如果蒋介石确要降日，他一定弃蒋决裂，但如果他在里面劝，共产党在外面逼，有可能促使蒋介石改变错误政策，走上抗日的道路。

  我党慎重地考虑了张学良的意见后，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决定把“反蒋抗日”的方针改为“逼蒋抗日”。这一重大策略的转变，不仅团结了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的广大官兵，而且得到社会各界和其他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广泛支持。6月20日，党中央发出《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的指示，对争取东北军的工作方针、工作方法等作了明确指示，强调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应该上层和下层同时并进。根据这一指示，红军部队和地方党政机关，都专门设立了争取东北军的工作机构。党中央派出叶剑英为首的军事代表团常驻西安，在东北军、西北军中开展抗日宣传和干部训练，为两军的团结合作，打下了基础。9月，我党与东北军正式签订了《抗日救国协定》，双方正式结束敌对状态，共同结成反日联盟。

  我党在大力争取张学良及其东北军的同时，积极开展了对杨虎城及其西北军的争取工作。杨虎城在大革命时期曾一度与我党合作，他长期任用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如南汉宸、杜斌丞等人被委任要职。1935年秋，中共北方局通过南汉宸向杨虎城转达了我党《八一宣言》和愿与西北军联合抗日的六条意见，杨虎城表示基本同意。同年12月，中央派原陕西省委负责人汪锋，带去毛泽东给杨虎城的亲笔信，向他阐明当前抗日的形势，提出了以西北大联合推动全国联合抗战的主张。杨虎城消除了疑虑，决心走联共抗日的道路。经与我党初步协商，双方达成了四项协定，两军各守原防，互不侵犯；双方互派代表，加强联系，设立秘密交通站、运输站，掩护红军运输和人员往来；为联合抗日做准备工作。1936年春，共产国际派王炳南到杨部工作，进一步密切了我党同杨虎城的合作。

  我党与东北军、西北军合作关系的确立，促成了西北地区局部抗日局面的形成，这对全国范围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