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统一战线（之一）（1927.8至1937.7）
大革命失败后的统一战线工作
中国共产党召开“八七”会议，纠正右倾错误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军阀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建立起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联合专政的反革命政权，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仅1927年3月至1928年上半年，就有31万人惨遭杀害，共产党员达2．6万多人。许多党员同党组织失去联系，一些不坚定分子公开宣布脱党，投降敌人。党员人数由6万人锐减至1万多人，国共两党关系由合作变为对抗，党的组织被迫转入地下活动，工人、农民运动走向低潮。民族资产阶级脱离了革命统一战线，使这个战线中只剩下工人阶级、劳动农民和贫苦的城市小资产阶级。革命已进入低潮，年轻的中国共产党面临严峻的考验。
为了彻底清算并纠正大革命以来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健全、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制定新的形势下党的战略、策略方针，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全党同志的强烈要求，于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简称“八七”会议)会议由7月下旬参加了中央常委会的领导工作并负责此次会议筹备工作的瞿秋白主持。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团中央委员、中共地方代表等22人，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等人也参加了会议，会议系统地揭露和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对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统一战线工作的经验教训作了深刻的总结，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中央的领导，选举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等组成党的临时中央政治局，毛泽东、周恩来等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等重要文件，确定了新的战略方针和斗争策略。主要是：
（一）确定了以武装暴动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统治和屠杀政策的方针
《告全党党员书》指出，蒋介石是革命的叛徒，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蒋介石所领导的反革命资产阶级为人民之公敌；汪精卫控制的武汉政府已变成军阀政府，与蒋介石毫无差异。《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指出，工人阶级时刻准备领导并参加农民暴动，以乡村农民之胜利为依据，推翻反革命政权。《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指出，中国共产党及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应当在极短期间调最积极的、坚强的、革命性稳定的、有斗争经验的同志到各主要省去做农民暴动的组织者。毛泽东在会议的发言中，强调党要以主要力量领导武装斗争，用枪杆子夺取政权。会议同意了他提出的到群众基础较好的鄂赣粤地区发动秋收起义的意见。
（二）决定开展土地革命战争
会议强调指出：“土地革命是中国的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中心问题”，“是中国革命新阶段的主要的社会经济之内容”。党必须领导千百万农民群众自下而上的解决土地问题。在《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中，在政策上做出如下一些规定：农村运动的主要力量是贫农，没收大地主及中小地主和族祠庙宇的土地，分给佃农及无地的农民。对于小地主则实行减租，租金率由农民协会规定。这次会议明确地把土地革命武装斗争直接联系起来，从此，开始了共产党领导的历时十年土地革命战争。
（三）确定了党的中心工作的转移
在《告全党党员书》中指出，党要继续坚持和发展革命，必须把着眼点转向发动工农是共产党的主要任务之一，是组织工人群众并指导他们的斗争。“必须与工会农会建立密切的关系。指导他们，使党的中心工作转移到这方面去。”同时也要与国民党左派、下层群众、下层组织联合。这标志着共产党把主要做国民党统一战线工作转向发动工农群众上来，掌握统一战线的领导权。
“八七”会议是中共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在中国革命最困难、最危急的紧急关头，坚持了革命的方向，迅速扭转了革命危机的局面，对恢复和发展革命起了重要的作用。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党中央的紧急会议反对了政治上的右倾机会主义，使党大进了一步。”但这次会议在反对右倾错误的同时，没有注意防止“左”的错误，反而助长了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的倾向，为后来的革命斗争埋伏下了一个祸根。
国民党左派的反蒋斗争、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成立
蒋介石、汪精卫集团叛变革命之后，抛弃了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和新三民主义，国民党内部开始进一步分化。以宋庆龄、何香凝、邓演达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继承了孙中山爱国和不断进步的革命精神，坚持三大政策的光荣传统，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和支持下，与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一）以宋庆龄、何香凝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的反蒋斗争
国共合作破裂后，以宋庆龄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继续高举孙中山先生民主革命的大旗，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同国民党反动右派展开了英勇斗争。1927年7月14日，宋庆龄发表了《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公开宣布退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与蒋、汪之流决裂。8月1日，宋庆龄和邓演达、毛泽东等22名国民党二届中央委员发表《中央委员宣言》，指出：“武汉与南京所属党部政府皆已成为新军阀之工具，曲解三民主义，毁弃三大政策，为总理之罪人，国民革命之罪人”，“自今以后，惟有领导全国同志，誓遵总理遗嘱奋斗到底”。号召“全国同志在此期间，均应一本总理创造本党之精神，与一切假冒本党革命名义者坚决奋斗”。这一宣言为国民党左派的反蒋斗争指明了方向。为完成孙中山临终的嘱托，宋庆龄于8月下旬赴莫斯科考察，行前发表《赴莫斯科的声明》，再次表明要继续坚持孙中山的革命纲领和政策，指出叛变革命和违背三大政策的反动势力必然要走向失败。她称颂“中国共产党无疑地是中国内部革命力量中最大的动力”，“苏联在世界上所有革命力量中最为壮大”，“国民党如能和这两种革命力量建立正确的关系，就会大大的帮助中国革命，使中国获得国家的独立”。
宋庆龄到苏联后，考察了苏联人民在苏联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广泛宣传了国民党左派忠于孙中山革命主张和继续革命的决心，揭露了国民党右派反动派破坏革命的罪行。在莫斯科，宋庆龄与国民党左派人物邓演达、陈友仁等开始探索组建新党的工作。1927年11月1日，他们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名义发表了《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即《莫斯科宣言》)。宣言论述了三民主义的真义，揭露了国民党反动集团已成为旧势力的化身，军阀之工具，民众之仇敌。指出，要推翻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反动势力统治，必须团结工人、农民、手工业者、小商人及青年学生，提出革命的动力是受压迫剥削最深的农工群众。革命的结果，其政权主要的掌握在工农为中心的平民群众手上，其经济建设必超越资本主义的毒害，向社会主义前进。这个《宣言》的发表，对国民党左派和其他革命者给予很大的鼓舞。在苏期间，她还通过电报与蒋介石进行了一场激烈的交锋。她在—封针对蒋介石劝她回国的电报中，坚定地表示：“如果我回国的话，那也只是为了参加工农斗争，”“我将踏着革命的足迹继续前进，这是缅怀我们领袖的惟一道路。我在这条路上决不回头。”何香凝是廖仲恺的夫人，也是一位重要的国民党左派代表人物。她早年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坚决支持新三民主义革命纲领，拥护国共合作。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她愤然断绝了与蒋的联系，拒不出席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婚礼，拒绝担任他们的证婚人。她指责汪精卫之流的“分共”政策，背叛孙中山先生和廖仲恺先生的联共主张，表示决不违背孙先生的革命主张，“跟共产党跳水我也愿意”。为表示决不与蒋介石、汪精卫之辈同流合污，她毅然辞去了国民党政府的一切职务，回到广州专门创办了仲恺农工学校，从事发动群众的训练工作。为筹集学校经费，她亲赴菲律宾及南洋卖画。“九一八”事变后，她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号召，回国从事民主运动。
（二）“第三党”的成立及其政治主张
1928年初，在上海的一部分国民党左派和一部分脱离中国共产党的人士及一些爱国知识分子，响应邓演达等发表的《莫斯科宣言》，由谭平山等发起组织成立了“中华革命党”。会议推选邓演达、谭平山、章伯钧、季方、朱蕴山、邓初民等为中央领导机构成员，邓演达为总负责人，在邓未回国前由谭平山代理。由于中华革命党的主张既不同于国民党，又不赞成中国共产党当时组织工农起义，建立农村根据地的作法，因此被人们称为“第三党”。该党成立后，以上海为中心，创办了《突击》和《灯塔》两个周刊作为舆论阵地，用大量事实揭露和批判了国民党反动派屠杀共产党的暴行，宣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主张。该党中央先后委派党员到北平、四川、江西、山东等地开展活动，建立地方组织。
1930年5月，邓演达应中华革命党党员的要求，回国投身革命。邓演达认为，要完成国民革命的任务，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主张，进行当务之急的反蒋运动，需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而继续利用国民党这块招牌，可以把受过国民党革命思想的熏陶，特别是仍然留在国民党及其军队中的不满意蒋介石统治的人团结起来。在他的建议下，“中华革命党”改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以示继续以三民主义为指导革命的理论基础，复兴已被中断了的国民革命。8月9日，邓演达在上海法租界内秘密主持召开了有十多个省区的三十多名代表参加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会议通过了由邓演达起草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等一系列重要文件，选举邓演达为总干事。该党在《革命行动》创刊号上，公开发表了自己的政治主张。认为：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双重支配的前资本主义社会，这决定了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依附他们的反动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是以民族、民权、民生三项任务结合在一起，以社会主义为归宿的革命。他们认为自己代表的是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广大平民群众和工农群众，斗争的目的是实现三民主义，复兴中国革命，建立以工农为中心的平民政权。在外交政策上，主张反对帝国主义，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与各被压迫民族结成政治联盟。在对待中国共产党的问题上，承认工人阶级政党是革命的政党，但不同意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建立和发展根据地政权，不赞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路线，而是主张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领导进行平民革命，通过建立平民政权过渡到社会主义。
中华革命党及由其易名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是大革命失败后，由国民党内部分化出来的左派，为反对国民党右派的反动统治而建立的政党。由于他们对中国革命许多基本问题的正确认识和分析，以及鲜明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立场，本来有可能同中国共产党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邓演达回国后，也曾多次主动找中国共产党负责人进行商讨，希望同中共建立联合反蒋战线。但由于中共负责人左倾关门主义，对邓演达等人组织的“第三党”采取了错误的政策。中共中央于1928年5月作出的《关于对第三党的认识和态度》的决定和6月召开的中共“六大”决议中，都把“第三党”看作是没有独立性的一部分失意的小资产阶级组织的政党，是蒋介石反革命统治的工具。周恩来同志在总结这一经验教训时曾指出：“第三党是代表小资产阶级的。1930年邓演达回国后，曾找我们谈判合作反对蒋介石，可是我们没有理睬他，这是不对的。”
中国共产党在工人、农民和国民党军队中的统一战线工作
（一）开展工人阶级内部的统一战线工作
大革命失败后，工人运动遭受极大的挫折，工会成员从大革命时期的300万骤降至3万左右，大部分工人领袖和积极分子惨遭杀害和逮捕，工人处于毫无政治权利和经济保障的状况。当时，除共产党领导的工会以外，还有四种类型的工会组织：(1)由工人自发起来为保障自己的经济利益而组织的工会。其特点是：具有两面性，有相当的群众基础。他们要求提高工人待遇，改善工人生活，防范资本家的进攻，但不反对国民党，甚至形式上还有某种联系。(2)国民党“御用工会”。政治上受国民党指挥，从维护工人利益上去调节劳资纠纷。(3)借工会之名，行政治压迫之实的假工会。是由国民党指定的所谓“忠实同志”组织起来的，只有上层机关而没有下层组织，其职能是为了控制和压迫工人斗争。(4)由工人贵族把持的工会。与国民党关系极深，同我党领导的工会作对。在中共中央主要领导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后成立的中共国内留守中央，正确估计了国内形势，决定在城市群众和工人群众中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留守中央在《中央通告第四十七号》中指出：“中央现在的策略，黄色工会如果是有群众的时候，我们必须加入到里边去活动，以公开的地位接近其群众，领导他们作日常斗争，从斗争中揭破黄色工会的假面具，获得其群众。至于宣传方面，我们当然要公开地批评黄色工会的欺骗，但是不能简单地站在群众以外笼统地提出打倒或反对黄色工会的口号。”
1928年6月，中央又发出第54号通告，明确提出了“工人统一战线”问题。要求“深入群众运用工人统一战线的策略”，“有黄色工会或反动工会的地方，并且要注意运用工人统一战线打入他们的群众中去。”同年7月，党在《中央关于城市农村工作指南》中，对“建立工人群众统一战线”作了重要指示。要求积极深入到各类有群众的工会，进行广泛的宣传，根据他们的要求提出纲领，争取右派工会的群众。可以用结拜兄弟姊妹等方法组织左派运动，推动其群众左倾，监督其领袖分子的行动。当他们领导的斗争爆发时，我们的工会就站在工人阶级的利益上，号召工人起来援助，而对于其领袖表现出妥协、畏缩和出卖工人利益的活动，要向群众揭露其欺骗黑幕以取得其群众。中央决定派一些身份没有暴露的共产党员加入工会，设法在工会中建立党的组织。
中共中央提出的建立工人群众统一战线的口号和策略方针是基本正确的，对城市工人运动的恢复起了重要作用。从大革命失败后到1929年，全国产业支部已发展到100多个，党领导的重要罢工有47次，参加罢工的群众达34万多人。在1928年5月，上海总工会组织领导了上百个工会团体和学生组织，联合组成“反日会”、“济案后援会’’等反日组织，举行了“五卅”三周年、“济南惨案”一周月纪念日等大型示威游行。在此后的两个月里，上海爆发了大小近40次的工人经济斗争，大多数都取得了胜利。此外，在广州、天津、武汉、厦门、无锡、苏州等地都爆发了由我党领导的城市工人运动。在斗争中，反动的黄色工会遭到失败，我们党领导的工会组织在群众中扩大了影响，树立了威信。
（二）土地革命的开展，工农联盟得到巩固和发展
从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中，中国共产党开始认识到农民是无产阶级最主要、最可靠的同盟军，中国革命实质上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战争。根据“八七”会议确定的土地革命的总方针，中国共产党开始深入农村，发动农民，武装农民，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为统一战线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1929年春，毛泽东和朱德率领工农红军第四军进入江西南部，发动群众，展开游击战争，开辟了赣南革命根据地。随后，以江西根据地为中心，中国共产党在湖南、江西、福建、湖北、安徽、广西、广东等省先后建立了大小15个革命根据地。按照“六大”规定的土地革命纲领，各个根据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经过毛泽东多年的探索，到1931年2月，已制定出一条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土地所有制的土地革命路线。在这条正确路线指引下，各根据地的土地改革得到蓬勃发展。
农民问题历来是国共两党两条路线根本分歧的实质所在。由于中国共产党重视了农民问题，把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当作民主革命的关键，采取了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满足了农民的经济利益，扫除了农村中的封建剥削关系。因此，农民积极起来保卫革命根据地，支援红军的作战，粉碎敌人的围攻，从而壮大了红军力量，扩大了革命根据地。工农联盟得到巩固，统一战线有了向前发展的立足点。
（三）在国民党军队中的统战工作
“八七”会议后，中国共产党发出一系列在国民党军队中开展统战工作的决议和指示。1930年6月，《中央特别通告》发出“组织兵变为兵运的中心策略”，要求在一些兵变成熟的地方，党要适时抓住时机，直接领导士兵起义。提出在组织兵变时要有鲜明的旗帜和口号，要为创建红军和土地革命服务。兵变成功后，要对旧军队改造，使之转化为人民的军队。
在党的正确政策的指导下，经过共产党员艰苦而卓有成效的工作，从1928年以后，国民党军队不断出现哗变、起义事件。1928年5月，共产党人刘志丹、谢子长等在陕西渭南、华县一带率西北军中由共产党人许权中掌握的一个旅，配合当地农民举行了武装起义，成立了西北工农革命军。1929年10月，共产党人罗炳辉在江西吉安地区领导了国民党靖卫大队士兵起义，参加工农红军，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独立第五团。1929年底和1930年初在广西的百色和龙州，由共产党人邓小平、张云逸、韦拔群和李明瑞等，分别领导了广西警备第四大队和第五大队的武装起义，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和第八军。
1931年3月，由冯玉祥旧部改编的第二十六路军，被蒋介石调至江西“剿共”。这个曾受共产党影响较深的“杂牌军”到江西后，对蒋情绪日益不满。中共利用这一时机，于6月派袁血卒等三名共产党员，同原隐伏在该军的共产党员一道，积极而谨慎地开展工作。不久就发展了包括指挥部参谋长赵博生在内的20多名官兵为共产党员，后又由赵博生争取了所属的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七十四旅旅长季振同。同时，还在士兵及下级军官中积极进行教育和宣传工作，为起义准备骨干力量。1931年12月14目，由赵博生、董振堂率领的二十六路军约1万7千余人，携带2万多件武器，在宁都宣布起义，投奔工农红军(又称“宁都起义”)。二十六路军的起义，是中共对国民党军队统一战线工作的一次重大胜利，为红军增添了一支生力军。对尚处于革命低潮的革命者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对国民党反动派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文化界统一战线的建立、左翼文化运动的发展
毛泽东同志指出：“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就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党历来在重视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的同时，始终把文化斗争的统一战线置于革命的重要位置上。国民党新军阀掌握政权后，在对工农武装力量和革命根据地进行疯狂“围剿”的同时，发动了对革命文化的“围剿”，禁止出版进步书刊，破坏进步文化团体，疯狂迫害进步的文化工作者。他们大力宣传封建专制和法西斯文化，欲使中国变成无声的文化沙漠。中国共产党团结和组织文化界进步人士，组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文化新军，冲破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传播了进步思想，锻炼出一支坚强的革命文化队伍，有力地配合了当时的革命政治斗争和武装斗争。
在蒋介石“四一二”叛变后，一大批革命的文化工作者陆续聚集到上海，使上海成为这个时期的革命文化中心。1927年冬，由蒋光慈、钱杏屯、孟超等人创办了太阳社，由郭沫若、成仿吾、冯乃超、李初梨等人创办了创造社。这两个革命文学团体的成员虽然大多数是共产党员，但他们无论在政治经验、马列主义水平，都处于幼稚阶段，加之受国际、国内“左”倾情绪的影响，表现了较为严重的急躁情绪与宗派主义情绪，特别是对“五四”以来有成就的进步文化人士缺乏正确的认识和评价，甚至持贬低和否定的态度，视为异己力量进行攻击，鲁迅、茅盾等人也对这两个团体的某些主张提出过尖锐批评。为了加强党对国民党统治区文化战线的统一领导，团结和组织广大的进步文化工作者反对国民党的文化“围剿”，1929年下半年，中共江苏省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成立一个统一的文化界组织的指示精神，在上海组成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1930年初，我党根据进步作家统一自己组织的要求，在“文委”的直接领导和支持下，经过多次酝酿和讨论，于3月2日在上海召开大会，正式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大会通过了“左联”的理论纲领和行动纲领，选举鲁迅、沈端先(即夏衍)、冯乃超、钱杏屯、田汉、郑伯奇、洪灵菲七人为常务委员，并决定成立马克思文艺理论研究会、国际文化研究会、文艺大众化研究会等机构，创办《萌芽月刊》、《拓荒者》等刊物。
在“文委”的领导下，又相继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中国左翼新闻记者联盟和电影、音乐小组等左翼文化团体。为便于统一领导这些组织和团体，“文委”于1930年10月，在上海成立“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简称“文总”)。参加“文总”的共有八个左翼文化革命团体，其中阵容最大、最为活跃、最有影响力的是“左联”和“社联”。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及其所属团体，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文化界的统一战线组织，团结和争取了大批左翼文化工作者，同国民党的反革命文化“围剿”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创作了一大批具有很高水平的文艺作品和理论著作，宣传了马克思主义，锻炼造就了一支马克思主义的文艺队伍。而鲁迅更是其中的佼佼者，被毛泽东誉为是“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
中共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纠正“左”倾盲动主义错误
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在共产党内普遍滋生了对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憎恨和对敌人野蛮屠杀的无比愤慨的情绪，形成了一种近乎“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拼命冲动。由于共产国际的代表罗米那兹“不间断的革命”错误理论的误导和中央领导者缺乏把全党情绪引向正确方向的能力，对国情和斗争形势缺乏正确的认识，错误地把一部分人的认识水平当作广大群众的认识水平，不能恰当地提出当时的斗争任务和行动方针，从而发生了盲动主义错误。当时的领导者坚持认为，既然中国社会内部的根本矛盾没有得到解决，那么革命潮流就不可能低落，只会处在“一直高潮”中。因而不顾中国社会经济情况和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不顾敌人的强大和群众的情绪，到处命令少数党员和少数群众组织暴动，甚至在敌人控制严密的地区强行举行毫无胜利希望的起义，以为这样可能震动全国。他们对不同意“轻举盲动”、想多保存党的力量的不同意见者，扣上“机会主义毒发作”、“阻碍群众暴动的发展”的“右倾”帽子，并在纪律上进行制裁。1927年11月瞿秋白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这种“左”倾盲动主义更在全党取得了支配地位。会议决议案断言，“现时全中国的状况是直接革命的形势”，“现在的革命斗争，已经必然要超越民权主义的范围而急遽的进展”，提出了实行以城市暴动为“中心及指导者”的全国武装暴动的总策略。会议指责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的领导者周恩来、毛泽东犯了机会主义错误，并给予政治纪律处分。
盲动主义使反革命锋镝之余保存下来的更加弱小的革命力量蒙受了重大的损失，使中国共产党开始冷静地重新考虑问题。1928年4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第9次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问题的决议，批评了盲动主义和罗米那兹的错误。中共中央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批评，并于6月18日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认真总结了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在一系列有关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上做出了基本正确的回答，使全党思想混乱的情况大体上得到了统一，并决定把工作中心由组织全国暴动转到从事群众工作上来，把争取群众作为党的首要任务。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大会推举武汉码头工人向忠发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周恩来为中央常委秘书长兼组织部长。在以后一段时间内，周恩来成为党的实际负责人。”六大”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它的主要缺点是：第一，仍把城市工作放在中心地位，没有认识到农村、农民在中国革命中具有的地位和作用；第二，对中间派的作用和反动派内部的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和政策，仍把资产阶级看作革命的敌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