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统一战线（之二）（1921.7至1927.7）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

“四一二”蒋介石反革命政变

  面对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和工人运动的蓬勃开展，惊恐万状的美、英、法、日帝国主义在增调军队进行武装干涉的同时，加紧了对中国革命阵营的分化活动，积极策动资产阶级右派的叛变。名为三民主义信徒，实为反共、仇共的蒋介石，正想借洋人之力以实现自己积蓄多年的反革命野心，也积极与帝国主义、封建买办阶级勾结。1926年11月，国民政府决定迁都武汉。蒋介石企图将国民政府置于他本人的控制之下，极力主张迁都南昌，挑起了一场迁都之争。12月9日，国民政府迁至武汉。13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和国民政府委员会召开联席会议，推徐谦为主席，执行最高职权。并决定联合唐生智，联络冯玉祥，开展反蒋运动。1927年9月，蒋介石发出通告：武汉不得以中央党部和国民党政府名义公开办公。同时，蒋加紧勾结日本帝国主义和军阀张作霖，并屠杀共产党员，武力镇压国民党左派。1927年3月10日到17日，国民党在武汉召开二届三中全会。全会否决了定都南昌的提议；通过了维护孙中山三大政策，提高党权，反对军事独裁等决议；并以改变领导体制的办法，在实际上撤销了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的职务。但由于蒋介石重兵在握，有恃无恐，变本加厉地进行反共活动。从3月16日离开南昌到26日到达上海，“走一路打一路，专门打倒赤化分子”。

  蒋介石到达上海后，随即同帝国主义列强、江浙财阀和上海流氓头子等进行了一系列秘密会谈。帝国主义列强鼓励他“迅速而果断地行动起来”，江浙财阀给了他几百万元的巨额资助，黄金荣、杜月笙保证用他们控制的青红帮流氓充当他解除上海工人纠察队武装的打手。蒋介石又约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李济深、张静江、吴稚晖、李石曾等人，在上海举行秘密会议，决定用暴力手段实行"清党"。至此，蒋介石已完成了对中国共产党发动突然袭击的准备。

  处于如此紧急关头的陈独秀，在3月下旬致信中共上海区委，提出“要缓和反蒋”。4月5日，陈独秀和已与蒋介石在反共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的汪精卫发表联合宣言，把“国民党领袖将驱逐共产党，将压迫工会工人纠察队”的真实计划，说成是“不审自何而起”的“谣言”，国民党“决无有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要求大家“立即抛弃相互间的怀疑，不要信任谣言，相互尊敬，事事开诚协商进行”。

  “开诚合作，如兄弟般亲密”。作为党的领导人的陈独秀，竟如此荒谬、如此愚蠢地同意发表这样的宣言，无异于为虎作伥。不仅完全掩盖了蒋介石蓄谋已久的屠杀阴谋，而且解除了中共和革命群众的思想武装，使之处于无准备、无力反抗的束手待缚、延颈待砍的危险境地。

  4月12日凌晨，被蒋介石雇用收买的大批青红帮武装流氓从上海租界冲出，向分驻上海总工会等处的工人纠察队发动突然袭击，工人纠察队在毫无戒备的情况下，被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强行缴械，杀伤300多人。13日，上海总工会召开工人大会，声讨蒋介石的反革命罪行。会后，工人群众到宝山路国民党二十六军周风歧部请愿。当请愿群众走到宝山路时，早已埋伏等候的二十六军士兵向密集的人群扫射，当场打死100多人，伤者不计其数。接着，蒋介石下令解散上海总工会，查封革命组织，到处搜捕共产党员和革命者。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蒋介石的反革命活动在上海的得手，更助长了其他地方反动派的反革命气焰，他们妄图在全国范围内把革命者斩尽杀绝。这样，4月15日，广州的反动势力解除了黄埔军校和省港罢工委员会的武装，解散革命组织，屠杀革命群众。在北京，张作霖于4月28日残酷地杀害了李大钊等20名共产党人。在厦门、福州、宁波、南京、杭州等地，一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也惨遭杀害。一时间，白色恐怖笼罩东南各省。

  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以后，中共同国民党左派联合对蒋介石发动了声势浩大的讨蒋运动。4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指出：“蒋介石业已变为国民革命公开的敌人”，号召人民群众为“推翻新军阀”、“打倒军事专政”而奋斗。4月22日，宋庆龄、邓演达、何香凝、谭平山、吴玉章、林祖涵、毛泽东等39人，以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候补执监委员名义联名通电讨蒋，号召全国民众及革命同志，起来推翻蒋介石这个“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蟊贼”。

“七一五”汪精卫集团叛变

  蒋介石叛变后，与其所投靠的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地主买办阶级联合起来，从军事上对武汉形成包围之势，在经济上制造困难，使武汉国民政府面临的形势越来越严峻。此时，惯于看风使舵的汪精卫的政治立场日趋右倾。这个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还大唱革命高调，表示“格守总理遗训，为党国效劳”，并高喊“讨伐蒋介石”、“革命的站到左边来”口号，俨然以“左派”领袖自居的人。转为大讲“纠正农民运动过火”，派人查办湘、鄂、赣各省的“过激”言行，解散了湖北两个最大县(黄冈、黄陂)的农民协会。5月17日，武汉国民政府所管辖的4个军的指挥官在武昌召开了反共秘密会议，驻在宜昌的独立师师长夏斗寅叛变，攻打武汉。21日，国民党第三十五军军长何健所属之许克祥部在长沙叛变，封闭湖南革命团体，解除工农武装。屠杀革命者。因这日的代号是“马”，所以，又称之为“马日事变”。这是汪精卫为首的反动集团公开叛变革命的信号，从此反动势力日益嚣张。值此中国革命危急时刻，共产国际于5月召开了第八次执委会，并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指示：必须揭露蒋介石，孤立国民党右派，改造国民党机关，组织军队，改进工作。6月1日，中共中央接到共产国际发来的指示，如果照此执行，党就有可能同汪精卫集团进行有力的斗争，使革命损失大大减少。但受共产国际派遣担任国民政府顾问的鲍罗廷，认为这个指示“荒唐可笑”，采取“暂缓执行”；陈独秀不仅不向中共中央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反而为了讨好汪精卫，表示对汪的信任，把指示给他看了。汪如获至宝，便以此为借口，开始全面策动反共活动。6月5日，他解除了鲍罗廷所任的国民政府最高顾问之职务。6日，朱培德按汪的旨意在江西驱逐共产党。10日，汪精卫、孙科、唐生智、冯玉祥等在郑州开会商定，由冯玉祥坐镇北方，调北伐军唐生智部回师镇压湘鄂两省工农运动。此时，汪精卫已堕落到反革命方面去了。

  正当陈独秀坚持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不惜牺牲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以忍让、妥协来维持与汪清卫集团的继续合作时，6月29日，何键在汪精卫的授意下，宣布与共产党分裂，并以武力控制了汉口和汉阳。唐生智也在长沙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7月9日，武汉国民党中央举行中央执委会扩大会议，决定限制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活动，取缔共产党在国民革命军中宣传共产主义。14日，宋庆龄发表严正声明，宣布退出武汉政府，公开与汪精卫决裂。15日，汪精卫举行“分共”会议，正式宣布和共产党公开决裂。他们提出“宁可枉杀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反动血腥口号，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至此，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联合战线彻底破裂，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也遭到失败。

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的原因及其教训

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的原因是复杂的、是多方面的，主要原因是：

（一）反革命力量大大超过革命力量

  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这个社会性质就决定了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的力量必然大大超过革命力量，就决定了这两个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属于帝国主义的。当各帝国主义感到自已在中国的利益受到威肋时，他们必然地站在地主阶级、买办阶级一边，对付革命力量。特别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蒋介石、汪精卫对革命的背叛，更大大削弱了革命统一战线的力量，大大增强了反革命势力。这样一消一长，其结局必然是革命的失败。

（二）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前期，即l924年到1926年，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对资产阶级右派有四次大的让步：一是不支持周恩来、陈延年等人在国民党“二大”打击右派、孤立中间派、扩大左派的计划，结果使右派势力增大，给中间派壮了胆，左派孤立了。这次会议还把假左派、新右派头子蒋介石选为中央执委，抬高了他在党内的地位。这是政治上的大让步。二是中山舰事件发生后，拒绝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提出的对蒋介石进行回击的正确主张，害怕反击会破裂统一战线，甚至认为事件的发生，是“共产党分子在国民党一切工作中都太负责任”造成的，公开吹捧蒋介石“是民族革命运动中的一个柱石”，从建立黄埔军校一直到3月20日，都找不出蒋介石有一件反革命行动。这是军事上的大让步。三是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整理党务案”后，陈独秀屈服于新右派的压力，继续采取妥协退让政策，完全接受这个违背孙中山三大政策的提案，他并以共产党中央的名义，写信给国民党中央说：整理党务案“是国民党内部问题，无论如何决定，他党无权赞否”。这是党务上的大让步。四是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共召开的“五大”会上，当毛泽东提出应迅速开展土地革命大力武装农民、建立村民主政权，以挽救革命的提案后，主持会议的陈独秀，以其固有的家长制作风，对这个正确建议不仅不采纳，而且排斥毛泽东于大会之外，剥夺了毛泽东的表决权。1927年6月25日，蔡和森给中央的信中提出：“唐（生智）回湘后，反动态度既已如此明白，我们坐此静等人家来处理，直无异鱼游釜底”，建议中央和军部“立即检查自己的势力，做一军事计划，以备万一”。6月30日，在陈独秀主持召开的中央扩大会上，强行通过了《国共合作十一条》，仍然认为国民党“当然处于国民革命之领导地位”。为了“减少政局之纠纷”，提出共产党员以“请假”的名义离开政府，“工农等民众团体均应受国民党党部之领导与监督”做出了全面的让步。

（三）中国共产党对军事工作缺乏重视

  在当时，除了周恩来等少数人从实践中认识到军事工作的意义外，大多数共产党人不重视军队。斯大林曾经指出：“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和优点之一。”他也曾提醒中国共产党要重视军队。但陈独秀却认为：“单靠军事行动取得政权，这是墨西哥式葡萄牙式的军事投机，决不是法兰西式俄罗斯的革命事业。”当时全党对此也没有深刻的认识，当然在行动上不可能有所作为。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没有军权，也没有足够的军队与反动派相抗衡，从而大大助长了蒋介石、汪精卫公开反共的气焰，也无力阻止国共合作的破裂与第一次大革命的失败。

  第一次国共合作虽然破裂了，但是它给中国共产党留下了十分宝贵的经验教训。

（一）必须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

  要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出，必须建立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广泛的统一战线，这是实现中国革命胜利的基本前提。中国革命只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革命的前途，只能是社会主义。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前途，决定了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否则，革命就会夭折。对资产阶级要实行既联合又斗争的政策，特别是要警惕资产阶级右翼的叛变活动，一经发现就坚决斗争，决不能妥协退让。

（二）必须结成巩固的工农联盟

  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是统一战线的最基本力量，工农联盟是统一战线的基础。工人阶级只要团结了农民阶级，获得农民的支持，就基本实现了自己的领导权。如果工人阶级失去农民阶级的拥护，统一战线就不能巩固，自己的领导权就没有保障，资产阶级一旦叛变，自己就会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三）必须建立无产阶级的武装

  无产阶级要领导中国革命，组织统一战线，也必须有革命武装。当资产阶级破坏、分裂统一战线，用暴力镇压工农群众时，无产阶级应用革命的武装予以反击。如果无产阶级没有自己的军队，在统一战线中就没有地位，就失去了领导权，就无力制止资产阶级的叛卖，自然也就无力巩固统一战线。

（四）共产党必须有正确的路线和策略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共产党要领导中国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要联合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就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制定出符合中国国情的政治路线和策略原则。只有正确的政治路线，才能团结全党领导工农劳动群众进行革命斗争；只有正确的策略原则，才能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正确的方针，团结国民党左派，揭露、孤立和打击国民党右派，使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得以巩固。只有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策赂原则，才能使党及时发现和纠正自己的错误，并抵制各种错误倾向的影响。否则，当一种错误倾向在党内占据主导地位时，全党就会处于毫无办法的境地，最后导致革命的失败。